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首都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极其沉痛地悼念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我国辽阔疆域各个地方的工厂、农村、商店、学校、连队、机关、街道的广大人民群众，此时此刻，也都同我们一道，缅怀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寄托我们的哀思。
几天来，全国各族人民，包括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为中国失去了邓小平这样一位伟大人物，感到无限悲痛。世界人民，各国领导人和各方面国际朋友，也为世界失去了邓小平这样一位伟大人物，表示深切哀悼。
中国人民爱戴邓小平同志，感谢邓小平同志，哀悼邓小平同志，怀念邓小平同志，是因为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七十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是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中国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建国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我们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国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综合国力愈益强盛起来，人民生活逐步富裕起来，社会主义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邓小平同志这样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今天同样应当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领导人民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要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两次伟大革命的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两次伟大革命，两次历史性飞跃，造就了两个伟大人物，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和作为毛泽东同志的战友、事业继承者的邓小平同志。
在旧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共产党人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没有现成的答案，必须在实践中开辟自己的道路。这是一条武装斗争的道路，是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开辟出来的。邓小平同志坚定地走这条道路，在广西发动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他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由于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被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撤职，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挫折。在长征途中，他参加了标志着党的历史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和刘伯承同志一起统率部队，总是处在战略全局中的关键位置，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线，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重大战略决策，不畏艰险，勇挑重担。他先后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代理北方局书记，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开辟和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国内战争爆发后，他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同刘伯承同志一起率领大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从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在战略决战阶段，担任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同这两个野战军的领导同志一起，领导了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领导了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及东南诸省，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然后又率部进军大西南，参加领导了和平解放西藏，完成中国大陆的解放。邓小平同志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战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面临着怎样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探索一条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邓小平同志从西南调到北京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先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党中央秘书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在七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政治局委员。他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提出和深刻论述了党在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在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在他担任总书记的十年间，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为总结经验，纠正失误，调整政策，克服主要由于“左”的错误而出现的三年经济困难，担负起繁重的任务，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历史上的严重错误，邓小平同志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又一次受到严重挫折。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后，邓小平同志复出，一九七五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他力挽狂澜，强调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置个人荣辱安危于度外，冒着再一次被打倒的风险，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次整顿实质上是后来改革的实验，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愿望，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在短时间内就取得显著成效。由于整顿的深入势必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小平同志又被指责为搞“右倾翻案风”，再度被错误地撤销一切职务，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严重挫折。但是，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国面临着重大历史关头，就是能否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从困难中重新奋起，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的迫切要求下，邓小平同志恢复了原来担任的职务。在决定恢复他职务的中央全会上，他这样讲：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他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随后又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始形成。这次全会，标志着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经过这次全会，邓小平同志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这个重大决策的魄力和远见。
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总结我们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成为新时期指明我们前进方向的基本口号。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且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全面部署。他大力支持和推动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改革，热情赞扬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他最早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推进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道路。他倡议和推动了沿海经济特区的兴办，沿海城市的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逐步形成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他十分关心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要求把解决这方面问题逐步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发展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他还反复强调，要高度重视和热情支持改革开放中群众的创造，认真总结和积极推广群众的经验。新时期以来，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国家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国的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的提高，国家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广大群众衷心拥护。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我们党面临着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党和政府在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同时毫不动摇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由于党和政府坚定清醒的立场，由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深入人心，我们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我们的事业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道路蓬勃发展。
邓小平同志早就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他本人几次恳切地表达了退休的愿望。党的十三大同意他只留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十三届五中全会又同意他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邓小平同志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邓小平同志，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一九九二年初他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不仅对开好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深远意义。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八十九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编辑并逐篇审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第二卷，汇集了邓小平同志在形成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富有独创性的重要著作。
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就是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订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世界范围来说，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需要很好总结和探索的重大历史性课题。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局面和新成就,使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认识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这个理论，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邓小平同志不仅以他创立的光辉的革命理论指引着我们，而且以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锤炼出来的鲜明的革命风格感召着我们。他的崇高品格和风范，体现在他全部革命实践活动中，体现在他“三落三起”的经历和他勇敢地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的进程中。当他受到错误打击、处于逆境的时候，他从不消沉，总是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沉着坚韧，对党对人民无限坚贞，对我们事业的未来抱乐观主义。他总是由此更加深刻地思索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和根本规律问题，发愤要有新的更大作为。正因为这样，他才能顺应历史和时势的要求，在经历逆境之后重新起来担当重任。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起落，更引起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从而使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毅然决然地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开拓新道路的进程中，他尊重实践,敏锐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借鉴世界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总是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出发去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他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总是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制订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他目光远大,胸襟开阔,总是从大局着眼来观察和处理各种重大问题。他崇尚实干，行动果断，在关键时刻作出重大决策更是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和勇气。他的风范同他的事业和思想一道，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邓小平同志的逝世，对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化悲痛为力量，继承邓小平同志的遗志，以更加努力地做好各方面工作的实际行动，来表达我们的悼念。
邓小平同志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订的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必须遵循的行动指南。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更高地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念，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和愿望。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用这个理论武装头脑，统一认识，同心同德，开拓创新，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排除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经济建设是我们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中心。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实现的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我们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牢牢地把握这个中心，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和智慧，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把经济发展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来，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改革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同志为我们的全面改革进行了总体设计。我们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把深化改革作为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进一步推进整个事业的关键。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伟大创举。必须在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把经济体制的改革坚持深入下去，与此相适应，把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改革坚持深入下去。
对外开放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我们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清醒地估量世界的发展，勇敢地迎接严峻的挑战，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发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广泛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我们事业健康发展的政治保证。邓小平同志始终关注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我们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巩固工农联盟，发展包括各民主党派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加强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不断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国家的柱石。邓小平同志的军事生涯，在他光辉一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他为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我们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大局之下，加强军队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使我们的军队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不断作出新贡献。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两大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尤其不能忽视精神文明建设。我们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继承优良传统而又体现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全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用“一国两制”方式实现和平统一，是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创造。我们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努力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根据中英、中葡协议，香港即将回归祖国，澳门将在一九九九年回归祖国。台湾问题也终将得到解决，祖国的完全统一必定会实现。
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同志科学地观察国际形势的变化，领导我们重新确定国际战略，调整对日、对美、对苏关系，发展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打开新时期对外关系的新局面。我们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作出自己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邓小平同志一贯教导我们，我们全部事业的成败，关键在党。我们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坚持和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更加自觉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加强反腐败斗争，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同志们、朋友们！十四大以来，党中央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前达到邓小平同志为我们确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制订和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二○一○年远景规划。现在，正在为迎接党的十五大的召开，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邓小平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他的英名、业绩、思想、风范将永载史册，世世代代铭刻在人民的心中。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能够继承邓小平同志的遗志，坚定不移，满怀信心，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邓小平同志永垂不朽！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用伟大理论指导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在邓小平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 黄镇东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同志们：
明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为了筹备开好明年邓小平同志生平与思想研讨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重庆市委联合召开了这次邓小平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这对于我们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努力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此，我代表中共重庆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到会的中央、国家机关和部队的领导，向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邓小平同志７０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是同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我们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就是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理论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党的十五大又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去年１１月，我们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六大。这次大会科学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明确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奋斗目标，全面部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等各项任务，并决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一次将邓小平同志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论加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大会，是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大会。?
邓小平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与重庆结下了不解之缘。１９１９年，邓小平同志从故乡广安来到重庆，进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习。一年后，１６岁的邓小平赴法国勤工俭学，走上了探索人生、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１９４９年，邓小平同志和刘伯承、贺龙同志率领解放大军，消灭了盘踞在西南的国民党反动武装，摧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防线，回到了阔别２９年的重庆，并开始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在西南局工作期间，邓小平同志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与我国西南地区的具体实际成功地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制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政策，领导了西南全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充分展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卓越的指挥才能。１９５２年７月，邓小平同志奉调进京，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在此后的４０多年中，邓小平同志始终关心着重庆的发展。他先后于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９８６年春节四次来到重庆，深入工厂、农村视察指导工作。晚年的邓小平同志仍然惦记着重庆的建设和发展，他曾多次提出，要研究一下四川太大、人口太多、不便发展、不便管理的问题，要研究充分发挥重庆这个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问题。?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９９周年、深切缅怀邓小平同志丰功伟绩的时刻，我们可以告慰小平同志的是，重庆这个他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经过建国后５０多年的艰苦奋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中央设立重庆直辖市六年来，我们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按照江泽民同志“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的要求，围绕中央交办的按期完成移民任务、振兴老工业基地、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这“四件大事”，团结带领全市各族人民，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积极稳妥地调整行政管理体制，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建设，实现了直辖市建设和发展的良好开局。“四件大事”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已圆满完成一、二期移民任务，搬迁安置移民５６万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３６亿元，创历史最好水平；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和扶贫攻坚工作成效显著，全市三大产业结构已调整为１６.０:４１.９:４２.１；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迈出坚实步伐。２００２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１９７１亿元，与１９９６年相比，增长６８.９％；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达到１５８亿元，增长１.９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７２００元，六年平均增长６.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２０８０元，年均增加１００元。这些都标志着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总体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全市人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抚今追昔，重庆人民无限怀念这位在重庆学习、工作和生活过的世纪伟人，无限怀念这位与重庆人民结下了深厚感情的伟大领袖———邓小平！?
党的十六大召开后，中共重庆市委举行了二届二次全委会。我们以十六大精神为指导，紧密结合重庆实际，深刻分析重庆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研究部署了新世纪前２０年加快推进富民兴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进一步明确了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到２００５年，全市人民过上基本的小康生活，奠定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重要基础；第二步，到２０１０年，全市人民过上宽裕的小康生活，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基本框架；第三步，到２０２０年，全市人民过上富裕的小康生活，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任务，我们一定要牢记邓小平同志的教导，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集中精力，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们一定要牢记邓小平同志的教导，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坚持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加快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各项改革，不断排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我们一定要牢记邓小平同志的教导，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入世后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国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努力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我们一定要牢记邓小平同志的教导，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市有机结合起来，巩固和发展全市上下“思改革、求发展、保稳定、图振兴”的政治局面；我们一定要牢记邓小平同志的教导，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全面提高我市城乡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体能健康素质；我们一定要牢记邓小平同志的教导，毫不放松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切实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执政能力和制度建设，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为加快推进富民兴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保证。?
这次邓小平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在重庆召开，对于我市深入学习研究邓小平理论是一个积极的推动。党的十五大以来，市委坚持把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党员干部头脑作为全市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根本任务。我市成立了邓小平研究中心，市社科院、市委党校、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单位也成立了邓小平研究中心，取得了一批理论研究成果，有力地推进了邓小平理论学习研究工作的深入。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进一步加强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不断增强贯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坚定性，用伟大的理论指导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同志们，这次会议的召开，既为我们加强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也是我们进一步做好重庆工作极好的学习机会。希望全体与会人员在开好会议的同时，在重庆多走走、多看看，对重庆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支持和帮助我们把重庆的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中央对重庆的重托，不辜负邓小平同志对重庆的希望。
最后，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祝大家在重庆生活愉快！
谢谢大家！
国外邓小平研究述评
武市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带领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一位名扬海外，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政治人物。２０多年来，国外舆论、新闻媒介和学者对邓小平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报道。这里，仅就所掌握的材料，简要介绍一下国外邓小平的研究情况。?
一 国外邓小平研究的基本情况、主要代表人物和主要著作
1、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至７０年代末，国外媒介和学术界已陆续开始了对邓小平的介绍研究
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最早提及邓小平的著作是美国军人埃文斯?卡尔逊所著《中国的双星》，该书于１９４０年在美国出版。卡尔逊在书中介绍了与邓小平第一次会面时的情景，他说邓小平的头脑像“芥茉一样辛辣”。?
此后，日本学者吉田东逶所著《中国革命的一百零八将》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漫长的中国革命》等都对邓小平有或多或少的介绍。斯诺的书中还涉及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邓小平与毛泽东在国内政策上的不同看法和邓小平的“经济主义”。?
７０年代，由于邓小平再次复出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传奇般的经历，引起了国外媒介和学者的关注和兴趣，一些学者开始了对邓小平的研究。如日本的大久保泰（著有《中国共产党史》），久田幸助（著有《我的中国人研究笔记》），美籍华人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邹谠（著有《毛泽东思想、为继承权的最后斗争和毛以后的时代》）。他们在著作中对邓小平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初步的介绍和评论。１９７７年，日本学者和田武司和田中信一共同出版了《不屈的革命家邓小平传》，这是国外最早出版的邓小平传记。?
这一时期，虽然国外媒介和学术界已经开始注意到邓小平并开始了对他的研究，但还没有专门的论述，许多研究是从属于其他研究成果的。这一时期并没出现产生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
2、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末，国外公众和社会舆论兴起“邓小平热”，学术界把对中国的研究重点转向了邓小平和中国的改革开放
１９８５年，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评为１９８５年新闻人物，并宣布，邓小平“今年当选是因为他在中国实行了十亿人生产力的全面经济改革”。同年１２月，美国《成功》月刊宣布，将邓小平选为１９８５年的成功者。１９８６年，《成功》杂志在第一期刊登了《纽约时报》前记者索尔兹伯里撰写的介绍邓小平的文章《中国的首席行政负责人》。１９８８年，邓小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一同当选为美国《世界报》评选的十年风云人物。?
在公众和社会舆论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和兴起“邓小平热”的同时，学术界也把对中国的研究重点转向了邓小平和中国的改革开放。?
首先，一些比较详细介绍和描述邓小平生平实践活动的专著和研究文章相继出版和发表。如德国记者乌利?弗兰茨《邓小平———中国式的政治传奇》、英国记者那维亚《邓小平传》、法国记者诺拉?亚《邓小平：法国岁月》、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W?张《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日本学者内藤雄三《“五尺巨人”邓小平》等。乌利?弗兰茨《邓小平———中国式的政治传奇》对邓小平的生平实践活动，特别是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的活动作了详尽的描述。为此，作者曾专门到法国查阅了一些档案资料，为研究这一时期邓小平的活动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其次，一些学者开始了对邓小平理论和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发展而深入。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邹谠《历史性转变和过去的连续性》、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中国、台湾与香港》、英国伦敦大学教授斯图尔特?施拉姆《邓小平超过毛泽东了吗？》、谢伟思《“延安精神”与中国的改革》、新加坡学者林住君《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意义与国际影响》、前苏联学者雅科夫列夫《邓小平的政治肖像》、日本学者小岛朋之《中国的政治社会———探索邓小平以后》、《不断变化的中国政治社会———转折时期的矛盾与摩擦》、日本共立女子大学教授天儿慧《中国改革第一线———邓小平政治展望》等。?
还有一些学者的专著和文章中涉及到对邓小平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研究，如美国学者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１８００—１９８５》、马克?布莱彻《中国：一个反对偶像崇拜和厉行革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戴维?W?张《中国领导接班人危机中的周恩来与邓小平》、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教授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戴卫?巴克曼《陈云与中国的政治体制》、《对毛以后中国经济的不同看法》、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理查德?鲍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新技术革命》和《１９８５年的中国：革命的青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员鲍大可《前途未卜：中国向毛以后的时代过渡》、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的中国———新中国４０年》和《毛以后的十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１９９９，不战而胜》、吉米?卡特《忠于信仰》、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弗里德里克?泰韦斯《中国的领袖、合法性与冲突：从超凡魅力的毛泽东到继承政治》、英国政治新闻作家克莱尔?霍林沃斯《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英国学者约翰?加德纳《毛泽东和他的继承者》、德国外交官埃尔维因?魏克德《１９７６—１９８０我在中国当大使》、前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伟人与大国》、加拿大学者福尔肯海姆《毛以后的中国民主、现代化和参预的重要性》、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调研员小林弘二《现代中国历史１９４９—１９８５》、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教授冈部达味《中国社会主义的再研究》、《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等。?
这一时期，国外对邓小平生平的研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不仅对其生平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描述，发掘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历史材料，而且对其思想的发展脉络也进行了一定的描述。与此相比较，国外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则是刚刚起步，研究的质量和数量还没有达到一个较高水平。?
3、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外邓小平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重要成果
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之后，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连续不断地发表评价邓小平的文章，一度有人提出要对邓小平进行重新评价。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因为中国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得到了改变。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到中国的南方视察，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再次引起国外对邓小平的关注。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７日，美国《新闻周刊》以《邓的复活》为标题，并以邓小平在各个时期的部分照片为封面，对邓小平南方视察进行了专题报道。这以后，国外邓小平研究再次兴起新的热潮，学者们开始从对邓小平和其思想的一般性介绍和解释转向广泛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围绕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来源、基本属性、历史地位等重大问题展开积极的学术探讨。这一时期，国外对邓小平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研究的深度和选题范围都大大超过了前几个时期，其主要研究成果有：
日本学者矢吹晋《邓小平以后的中国经济》、冈部达味和毛里和子《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渡边利夫和小岛朋之《毛泽东与邓小平》、天儿慧《作为历史的邓小平时代》、《变化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本场康治《邓小平的长征》、伊藤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俄罗斯学者巴拉赫塔和库兹涅佐夫《风风雨雨六十五载———邓小平的革命生涯》、皮沃瓦罗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美国学者杨中美《建立实用共产主义：邓小平早期生活１９０４—１９４９》、戴维?W?张《政治家邓小平》、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回忆邓小平》；英国前外交官理查德?伊文斯《邓小平与中国现代化》；法国学者帕特里?萨巴蒂埃《邓小平传》；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大卫?古德曼《邓小平政治评传》等。?
这一时期国外学者发表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是：美国杜克大学历史教授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后社会主义：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J?德雷尔《战士邓小平》、美国学者巴里?诺顿《经济学家邓小平》、卢西恩?派依《邓小平和中国政治文化》、马丁?金?怀特《社会改革家邓小平》；英国学者迈克尔?亚胡达《国务活动家邓小平》；俄罗斯学者费奥克蒂斯托夫《邓小平的著作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杰柳辛《邓小平———革命家、毛泽东主义者、改革家》和《邓小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阿?布坚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研究室主任波尔加克夫《邓小平与中国改革政策》；日本学者天儿慧《邓小平时代的外交战略》、《中国近现代史中的邓小平》、竹内实《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位伟人》、高原明生《邓小平的全方位外交》、国分良成《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异同》和《“邓小平时代”的成果》；法国学者夏泰宁《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人观念的变化———写在邓小平南巡之后》；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明翰《伟大的经济改革家———邓小平》等。?
另外，美国学者苏珊?奥格登《中国未解决的问题：政治、发展和文化》、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６６—１９８２）》第１５卷、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弗朗兹?米切尔《中国与马列主义危机》、石池雨《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朱恩?丢弗尔?德莱耶《中国的国防与外交政策》、理查德?尼克松《角斗场上》；日本学者小林弘二《中国对世界的认识与发展战略》、小川平四郎《父亲的中国和我的中国》；俄罗斯学者巴拉赫塔和库兹涅佐夫所著《人们在议论他们———国外活动家政治肖像》等书，也都涉及到邓小平和其思想。
二 国外邓小平研究的侧重点及主要观点
国外邓小平研究所涉及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从邓小平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思想，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一国两制”构想，国外学者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这里仅就国外学者关注和研究较多的几个问题，或其与我们不尽相同的观点做一简要介绍。??
1、邓小平的领导风格和性格特征
邓小平的领导风格和性格特征是国外邓小平研究的一个侧重点。许多学者把邓小平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人物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用组织和制度治国、治党、治军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典型特征之一。邹谠称邓小平为“典型的组织者”，巴拉奇?代内什称邓小平为“杰出的组织者”。戴维?W?张认为“邓的领导特征”是“偏爱组织处理”，是“一位按制度办事的官员”，他从不在党内和军队内搞自己的小宗派。泰韦斯和国分良成一致认为，毛泽东是具有超凡魅力的权威，邓小平是有组织性的权威。?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务实”是邓小平的典型特征。“像刘少奇和周恩来一样，邓小平也是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一个务实的思想家（1）。”石池雨在《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一书中写道：“邓小平是务实风格的典范”，“到１９８６年，几乎没有人怀疑，邓小平是一位有务实个性的领导人”。俄罗斯学者杰柳新认为：“邓小平的思想不是来源于书本，他蔑视书本中的说教”，在邓小平看来，“用现实主义态度对待世界，对待生活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以，对他来说，知识的源泉就是不断变化的生活。一个政治家的任务就是要认真思考正在发生的变化和制定符合这种变化的路线，邓小平的人生哲学，不是斗争哲学，而是实践哲学”。还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是个浪漫主义者，一个沉迷于诗行的空想家；相反，邓小平是位现实主义者，一位精明的生意人和一位善于使可能变成现实的实践家。”一些国外学者还提出，邓小平所说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是他现实主义的缩影。?
但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邓小平的务实是一种实用主义。对此，施拉姆给予了严肃的批评。他说：“邓小平并非像欧美和日本有时所说的那种‘实用主义’。他是一位信奉无产阶级专政，信奉共产党的先锋作用，并在延安时代学到若干道德标准的经验丰富的革命家（2）。” 一些学者还提出，邓小平是一位敢于接受各种挑战的领导人。戴维?W?张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邓小平则是一个富有勇气的改革家，一个坚持斗争并斗争到胜利的对抗主义者”。内腾雄三认为，邓小平和周恩来代表了“刚”与“柔”两种不同的领导风格，而且这两种风格都是成功的，在邓小平身上充满了“反骨精神”。还有一些人注意到邓小平性格的另一个特征“忍耐”。芬兰前首相说道：“我们芬兰语有个特别的词：忍耐。含意是拥有崇高的信仰，对为之奋斗的事业充满信心。这个忍耐与信仰便是邓小平的财产（3）。”
邓小平丰富的人生阅历特别是他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和日后多次到国外出访经历，是另外一些国外学者在分析邓小平性格特征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因此认为，邓小平是一位极有见识的人物，丰富广泛的阅历是他具有远见卓识的基础。?
还有的学者认为，思想充满活力是邓小平的性格特征之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对邓小平说过：“我知道中国有人比你更年轻，但我不知道，在中国还有人比你更有活力。”奥克森伯格在他的《回忆邓小平》一文也写道：１９８９年底，邓已经上了年纪，受到悉心周到的护理，但他一直到最后依然是一位大胆而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他始终“拥有一种颇具吸引力的、敏锐而求知若渴的才智”。?
2、邓小平的历史地位
国外学者非常重视对邓小平历史地位的评价。１９９２年５月、１９９３年３月，部分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东亚与非洲研究所和美国洛杉矶举行“邓小平业绩研讨会”。通过研究和探讨，国外学者得出了以下结论。?
（１）邓小平是当代最成功的改革家。美国学者派依在为会议撰写的论文《邓小平和中国政治文化》中写道：邓小平是位改革家，中国特色的行政专家，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从未有过这样一个社会，像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成为最高领导以来的中国那样，在没有战争、暴力革命或经济崩溃的条件下，进行如此重大而全面的改革。”“邓小平是处在中国转折时期的伟人，他使中国从一个时代走向一个新时代，走向现代化。”还有一位学者写道：邓小平是“政府行政首脑、外交家；但最为重要的还是他第三次复出后，成为伟大的经济改革家。”
（２）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化之父。还在邓小平生前，天儿慧就曾这样称呼邓小平。邓小平逝世后，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邓小平将作为中国现代化之父，因而也是世界经济史上具有重大影响事件之一的设计师载入史册”。新加坡《联合早报》以《邓小平———中国现代化之父亲》为题，盛赞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的重大贡献。?
（３）邓小平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国际舆论普遍认为，邓小平是一位对国际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卓越领导人，一位杰出的国际政治家。在冷战结束后，他为争取世界的和平、安全、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威廉?奥弗霍尔特指出：邓小平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取得了成功。他不再促进非洲的革命和东南亚的叛乱活动，他从苏联的战争边缘后撤，退出了同日本和美国的对抗，他发起了同台湾的贸易、投资和旅游计划。邓小平发明了“一国两制”的概念，以此作为不通过军事对抗收回香港和台湾的手段。在干完这些之后，他把军事预算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０.５％削减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３.２５％。?
（４）邓小平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许多学者认为：“邓小平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为社会主义中国而斗争的事业，他不仅对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未来没有丧失信心，而且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未来也没有丧失信心。无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都没有破坏他的这种信念（4）。”一位法国记者还指出：“与试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采用市场经济思想的其他许多改革者不同，邓小平在他坚信不能丝毫退让的那些问题上不放弃原则。西方一直在施加压力，试图使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放弃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作用，邓小平顶住了这种压力，毫不动摇（5）。”
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０日，也就是邓小平逝世的第二天，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行学术讨论会，会议的题目是“邓小平的逝世与评价”。与会者普遍认为，邓小平是２０世纪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之一，是２０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以他的政治领导、智慧与影响，对中国与世界的发展、繁荣、和平、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从他的英明领导中受益，整个世界也从他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努力中获益，邓小平的名字将永远载入人类史册。?
2、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
国外一些学者通过历史的纵向比较和现实的横向比较得出了对邓小平领导的改革的几种看法。第一，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是一场“和平的渐进的革命”，是一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革命，这场改革“与以前的革命相比”，其“特征不是革命的言辞和方法，而是渐进性的、阶段性的政策改变（6）”。第二，邓小平的改革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因而邓小平在领导这场改革时，“不以任何既定的、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或价值系统为指导方针，而是用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最开放的心态来处理改革的问题。贯穿整个改革运动的其实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精神。这句表面看似空洞的口号，其实却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效用非常大的原则，使改革领袖可以放手采纳古今中外任何发展模式的经验和优点，而完全不受任何既定思想理论或意识形态的束缚（7）。”渡边利夫认为，邓小平改革最显著的特征是实验性的实用主义，“中国经济搞活的一切试验都不是那种依靠某种口号动员群众，一举在全国实行的试验。完全相反，开始是在某个单位和地方进行初步试验，当这试验在其他的某个单位和地方也被证实是有效的，并且这种有效性被大家都承认时，才在制度上和法律上追认这些试验，并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和扩大。”第三，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是一场全面的改革，“无论从改革的类型、改革的范围，还是改革的深度来看，这场改革已涉及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各个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改革尚未波及的地方。”因为“经济的改革无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政治改革。责任制的实行和农民及企业自主权的扩大意味着党对经济的干预逐渐减少，国家的直接控制也转为间接控制，控制的手段不再是政治思想，而是经济政策和渐趋具体的法律制度。人治的影响渐渐消退，法治的思想开始抬头（8）。”
一些学者对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邓小平没有深奥的哲学和理论，但他的智慧却是非凡的。”同那些具有庞大理论体系的领导人犯大错误的事实相比，“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小理论，才真正是减少错误的比较理想的理论（9）。”邓小平“能够踏出一条改革发展之路，不光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下去游泳，因此，他成了公认的领袖（10）”。还有的学者提出，邓小平以其自己特有的方式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性质作出了规定，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也规定了现代化的性质（11）”。?
关于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６６—１９８２）》一书认为，中国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已部分实行对外开放，但当时的开放只是“解决中国安全方面严重困境的一个办法，而不是一条通向经济与技术进步的道路”。而邓小平时代的开放，是一种全面的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使命，以及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出现在世界上，以继续进行国际合作为先决条件。通过开放，中国的经济已不再是“封闭”的了，中国在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方面可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鲍大可也认为，在此之前，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为了国家安全问题，现在是国家经济利益问题。迈克尔?亚胡达认为，在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领袖当中，邓小平是惟一一个既能坚持共产党专政，同时又领导他的国家成功进行经济改革和向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开放、并走上经济迅速发展道路的人。?
3、邓小平的经济思想
邓小平因其杰出的经济改革，被国外学者誉为“经济学家”，他的经济思想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他们在对邓小平的经济思想进行广泛研究和深入探讨后认为，邓小平非常强调要“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代内什认为，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但是如何改革当时并没有统一方案，只有基本的设想，应该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12）。巴里?诺顿在《经济学家邓小平》一文中写道：“邓小平没有什么思想要强加给社会，因而，他愿意采取‘不干涉’的政策，他让经济（不是政治）发展按其发展规律自然展开，党和政府不经常予以干涉。”“他本人表现出了任经济按自身规律发展的才能。”但这些学者同时认为，邓小平并不是绝对的不干涉经济。诺顿指出，虽然邓小平很少直接干预经济政策的判定，但这少数干预往往是关键性的。邓总是确定政策的总方向，在关键时刻把握航向，“在１５年里，邓亲自制定经济政策只有四五次，但每次都是关键性的”。戴卫?巴克曼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说“邓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改革中的主导地位，? ?蟮扯跃?媒?谢??母稍ぁ４诱飧鲆庖迳辖玻??悄壳爸泄?睢??蠖?饕濉?牧斓既耍ū3）。”
国外学者还从工业和农业两方面探讨了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指出，从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工业发展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了由低效率的封闭型的重工业战略向外向型的消费工业战略的转变。《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写道：中共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做出决定：调整整个工业发展的重心。这次转移同苏联的转移不同，苏联的计划往往要求人们更重视消费品，但当一年结束时，重工业在资金和关键投入的实际分配中仍占优先地位。在中国，重心转移却是实实在在的。在所谓调整时期，重心的转移表现得十分突出。不仅轻工业年增长越来越快，而且重工业的产量下降了。最有意义的变化是出口的增长，增长速度是过去的几倍。在增加的出口中，绝大部分是向国外销售制造品，主要是轻工用品。出口收入成为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吸收资金，并决定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获得大量资助性贷款。日本学者小林弘二通过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农村发展战略进行比较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邓小平和毛泽东在农村发展战略上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相同的是，“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认为农业和农村问题重要”，他们对国情的基本认识没有什么区别，但两人制定的农村发展战略不同。毛泽东的发展战略是建立集体农业，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重视粮食生产，实行城乡分割。邓小平主张实行家庭经营农业，尊重农民的自主权，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重视多种经营和农村城市化。麦克法夸尔认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中国的农村政策方面有两大变化。其一是改变组织方式。中国农村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集体化尝试后，再次建立在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基础之上，责任进一步下放到家庭中，收入甚至由家庭自身的生产情况来决定。其二是市场力量在农村地区的作用也进一步扩大。统筹和分配转向市场体制。?
5、邓小平的政治思想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外一些学者以其特有的历史观和政治分析方法对当今中国在治国方式上的重大变化、邓小平在改革中国政治制度方面的贡献给予了关注。理查德?伊文斯认为，邓小平对政治改革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２年，邓小平主要致力于恢复被“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破坏的５０年代的政治体制，即重新界定党、军队和政府的职能。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邓小平主要致力于国家机构的年轻化，鼓励党内老党员集体退休。从１９８６年起，邓小平提高了政治改革的目标，提出党的各级领导人必须更具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费正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从依照伦理统治，改革为依照法律统治”。中国产生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司法体系。弗朗兹?米切尔认为，邓小平强调法律规范的意图在于，无论是领导人变更，或不论是领导人怎样改变他们的观点、转变他们的注意力，都要确保制度和法律保持不变。邓小平着意建立一种法律秩序，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扩大矿山、工厂和其他企业以及生产队的自主权。?
对邓小平主张建立的干部退休制度和邓小平的退休，国外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天儿慧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４０年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同一个人物，除死亡和政治上丧失地位之外，几乎都继续保持原有职位。这个事实是令人吃惊的。邓小平对这种老化的领导体制有着深刻认识。”因此，他才有彻底变革的决定。理查德?尼克松和戴维?W?张也持相同看法，他们说，中共“领导人虽更迭，但其基本国策不变。邓小平的成功引退，留下了颇尽其意的人和政策，他创造了一个巧妙的政治奇迹”。“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自己从政治舞台退下来之前就已挑选了不同年龄段的人接班，这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历史是第一次。”
6、邓小平的外交思想
８０年代以来，邓小平关于国际问题的新见解引起国际社会和舆论的重视，他的外交思想成为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外学者对邓小平在中国外交事务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奥克森伯格称邓小平是一位著名的“战略大师”。高原明生称邓小平是“外交掌舵人”。亚胡达则进一步指出，“邓小平很可能是在外交政策的决策方面留下个人印记的最后一位中共领导人”。“自１９７８年以来，邓小平是中国外交政策的设计师，可以享有国务活动家的荣誉”。“邓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在根本上是因为他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原则重新作了解释和定位，以及他再次使中国同世界连接起来。他领导他的同胞从长期阶级斗争的仇外破坏状态走向经济发展和繁荣兴盛的道路”。“作为国务活动家，邓小平的最重大的功绩就是领导中国走向新的时代，使倒退到封闭和不民主状态成为不可能（14）。”
关于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每位学者的具体解释虽然略有差异，如“全面实施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不同任何大国结盟的全面外交”以及“不同任何国家保持同盟关系的‘全方位’外交”，但大部分人都将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概括为“全方位的外交战略”，并从多个侧面探讨了邓小平全方位外交战略提出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指出，中国外交从毛泽东的“革命外交”向邓小平的“全方位外交”转变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中国内政有了重大变化，“邓小平通过把中国政治的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发展生产力，从而开创了中国同外部世界交往的意义重大的转变（15）”。“邓小平的外交着眼于维护一个和平良好的国际环境，以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16）。”还有的学者提出，“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是基于中国领导人这样一种基本看法，即全球地缘政治形势的改变，已经减少了外部对中国的战略性威胁和所造成的危险（17）。”
7、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
对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思想，国外政治家和学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英国前驻华大使柯利达认为，在香港问题上，邓小平既是爱国者又是现实主义者。在邓小平看来，香港必须归还中国而且要按照庄严的条件归还中国：英国的管理时间不可能延长。但是，一旦认可这个条件，他还是灵活的。“一国两制”的概念使得签署联合声明成为可能，并精心规定和保护香港的生活方式。理查德?伊文斯认为，毛泽东是一位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但他对收回香港和澳门这两块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缺少兴趣。邓小平恰好相反，他把国家统一看作是首要任务。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提出“从历史的观点看‘一国两制’是最富有天才的创造。这种构想看起来是简单的想法，但却是充满想象力的构想，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达成协议的关键。”
8、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国外曾流传过中国抛弃了毛泽东思想，正在进行一场“非毛化”的运动的说法。１９７７年５月１１日，法中友好协会主席夏尔?贝特兰发表了颇有影响的《辞职书》，称中国是修正主义路线占了上风，并宣布辞去法中友协主席的职务。但也有一批学者比较冷静，认为毛泽东留下两种不同的思想遗产，毛泽东思想包含了正确和错误两个部分，因而肯定了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和历史地位的科学评价。日本学者竹内实在《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位伟人》一文中写道：邓小平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在看清方向的时候，一面继承毛泽东，一面看准新方向。也就是说，他在毛泽东铺的轨道上跑的同时，又在同一个共产党内执行新路线，以敢闯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惊险动作，这是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了不起的本领。他还写道：在我翻译《邓小平文选》时，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在党内会议上谈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那部分。他以三七开评价毛泽东的错误与功绩，阻止了对毛的批判，这样，中国的团结与稳定得到了维护。?
施拉姆认为，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群众路线。在为寻找一条现代化道路而向西方学习，特别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保留中国特色这一点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中国今天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同毛泽东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之间有了明显的区别。毛泽东最关心的是阶级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则是以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作为他政策的中心。毛泽东相信，只有在上层建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能保证人们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走向新的无私社会；而邓小平则强调，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日本学者大泽逭也认为，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人的相同点是“两个人都强调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同的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认为：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方面，毛泽东强调精神作用，是“抓革命，促生产”；而邓小平认为，经济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只让上层建筑革命化是不可能的，发展生产力是第一位的（18）。?
日本学者天儿慧认为，２０世纪前半期中国的历史是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历史”。今天，独立的目标已经实现，但是民主、统一、富强这一目标却未能完全实现。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宏伟目标，只有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有可能全面实施。邓小平吸取了毛泽东成功和失败两个方面的经验，所以邓小平的战略方针才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政策上也具备合理性。?
三 国外邓小平研究的方法与局限
从总体上看，尽管有着社会、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国外大多数学者都能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治学精神，采取一种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从事邓小平及其理论的研究，因而绝大多数人对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是持肯定态度的。特别是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外对邓小平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客观多了。大多数学者开始注意从整体性上对邓小平进行评价，因而偏激、主观的评论有所减少。?
在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中，国外学者比较重视邓小平理论的独创性，并以此为研究的出发点，对邓小平理论进行分析和研究，因而对邓小平观察事物的方法、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邓小平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方法和途径、中国改革的步骤和经验等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另外，国外学者比较重视对邓小平生平活动的研究。在他们看来，邓小平的生活能揭示中国的政治特别是中共内部政治的发展变化，１９４９年以后邓小平的生活经历实际上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缩影。在对邓小平生平活动的研究方面，国外学者取得了相当成就。?
在研究方法上，国外学者采用最多的是比较研究法。他们比较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既有同国内的比较，也有同国际的比较；既有纵向的比较，也有横向的比较；既有思想理论、历史地位的比较，也有领导风格、人物个性的比较。他们不仅将邓小平与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进行比较，而且将邓小平与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进行比较。甚至把邓小平领导的时期同法国的柯贝尔时期、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执政时期及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进行比较。通过比较，阐述对邓小平及其理论的理解。还有一些学者运用了实地考察的研究方法。例如日本学者天儿慧，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间，在中国进行了两年多的实地考察，回国后完成了《中国改革最前线》一书。俄罗斯学者在研究中大多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另外，数量分析法、个案分析法在研究中也经常被采用。?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国外对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从总体上看，由于国外研究邓小平的学者人数有限，掌握的资料有限，因而对邓小平及其理论的研究还不够全面，缺少有一定理论深度、厚重的研究专著。另外，受世界观和立场、方法的影响，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错误的观点。例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提出，“邓小平的法制改革中存在一个问题：国家公务员是否可以受到行政程序的保护，不至再受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民粹主义运动那样的任意攻击？我们大概可以估量，中共的法制的发展，其目的主要在于限制任意使用权力，而不在于保证个人的人权。一个基本原则，是党的控制神圣不可侵犯，法律是它的工具之一。这当然令人回忆到皇朝的统治，而不是现代的多数表决制。”这一观点的错误之处应该是不言自明的。还有的学者把邓小平对实践的重视，看成是实用主义，把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看成是权力斗争、权力平衡和再分配等。例如把邓小平１９７７年的复出仅仅看作是权力斗争的结果，这不能不影响他们全面准确地研究和看待问题。?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研究员）
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是对邓小平同志的最好纪念
李君如
明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在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的新形势下，对邓小平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在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以新的实践为基础，深化对邓小平同志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我们都知道，认识不仅来源于实践，而且总是在再实践中获得再认识。这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揭示的认识规律。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的内容，这一科学理论在再实践中，也会获得新认识。这种新认识，有的是邓小平同志没有讲过的，有的是邓小平同志虽然讲过，但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我们现在学习和运用的邓小平理论，主要是十四大和十五大所作出的科学概括。从十四大至今已有十多年时间，从十五大至今也已有五年多时间，而这十年、五年多时间里，新的实践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新的认识也是非常深刻的。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我们应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新认识开展研究，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这里，我想对邓小平理论创立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提出的历史性课题，以及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等一些重大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第一，邓小平理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始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有没有历史必然性？?
我们以往的研究，以历史事实说明了邓小平关于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由来已久，但是作为科学体系的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现在需要深入思考的是，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会成为这一历史转折和理论创立的标志。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中国社会矛盾的发展和激化决定的。自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客观的历史和经济政治特点决定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由此而决定了中国历史进入了当代史，决定了中国进入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众所周知，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由于在一个时期里，党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为自己的工作方针，主观与客观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以１９７６年的“四五”运动这种外部对抗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意味着党不面对客观的矛盾现实就会发生政治危机。粉碎“四人帮”，符合党心民心，其意义就在于它是客观社会矛盾的一种历史表现。但是，由于“两个凡是”观点的出现并在党内被作为一种方针确立起来，应该深入解决的矛盾不仅没有能够给予重视和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反而更加突出起来。于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了。这次出面冲破主观束缚，以顺应客观社会矛盾要求的主体，已经不是“四五”运动期间在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的群众，而是党的高级干部和党的理论工作者。套用一句列宁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形势”成熟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作出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决策的。邓小平理论就是这样顺应社会矛盾发展的历史要求产生的。因此，我们的结论是，邓小平理论之所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是有历史必然性的。?
第二，当代中国客观的社会矛盾提出了哪些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
要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涉及到许多问题，比如如何按照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规律的要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其中，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有两个：一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二是要回答在执政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我们以往的研究强调，邓小平注意到并且提出了第一个理论问题，而第二个理论问题是在十五大才写进党的文件并给予研究的。确实，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期间，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一问题时已经开始提出了，以后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多的强调这一问题。但是，我们多年来忽略了邓小平在提出这一问题的同时，还提出要回答执政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２日，邓小平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而在这同时，即在这之前的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９日，邓小平要求十二大要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由于他具体地讲是要十二大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没有把这一问题看作是一个带有全局指导意义的根本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包括在编写《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时也没有引用这一论述，更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按照历史的真实面貌，认识到这两个根本问题是由客观的社会矛盾提出的两大历史性课题，肯定这两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都是邓小平同志注意到并提出的。?
第三，邓小平同志是怎样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个根本问题的？?
首先，邓小平同志认为，这两个问题是互相联系的，而不是互不相关的两个独立的问题。因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不仅包括党的建设问题，而且包括党如何执政即如何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执政党的问题。因此，他把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获得的正确认识，概括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提出执政党必须把发展生产力确定为党的政治路线的中心任务；强调我们党要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
其次，邓小平同志认为，搞清楚和回答好这两个根本问题在党的事业和理论中各有各的地位和承担的使命。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的事业和理论的主题；而回答好“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探索党怎样执政、怎样在执政的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则是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
这两点可以说是我们在以往研究中已经认识到的，进一步的研究还可以发现下面这一点。?
由于历史条件和实践发展的要求，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国内外政治风波发生前，重点回答和探索的是社会主义问题。准确地说，他是通过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制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所以，在１９９２年南方谈话中，他强调，对于我们党来说，最重要的是“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在国内外政治风波发生后，邓小平同志在政治交代中，要求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到“两个取信于民”，强调“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请大家注意这里用的是“聚精会神”这四个字！这意味着他从新的情况出发，把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的问题，作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提上了党的重要议事日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在１９９２年南方谈话中，一方面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决不能动摇，另一方面提出“将来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第四，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什么关系？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根据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了两个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执政党建设的统一中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科学理论；同时，他又把进一步解决好执政党建设问题作为其中一个关键问题，留给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就形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注和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探索执政党建设，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三讲”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这两个问题是中央最为关注的问题。?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要以“三个代表”来要求自己，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在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的创造性实践过程中形成的，都是为了搞清楚和回答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个根本问题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在这三个基本方面，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致的。?
同时，我们从上述历史事实中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是通过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科学地指明中国发展的根本走向的同时，为党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来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政治交待和党面临的问题，主要是通过研究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向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提出了“三个代表”这样的根本要求，解决执政党的性质、纲领、基础和执政方式、执政能力等问题，来进一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坚持邓小平理论、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过程中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新的贡献，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因此，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我们在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努力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是对邓小平同志的最好纪念。我们应该在这方面作出党的理论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研究员） 《邓小平研究述评》